贺敬之（著名诗人、著名剧作家，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三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名誉副主席）：马文瑞同志是我素所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花费数年时间，实地考察、调查走访、勤奋写作，完成了这本厚厚的传记文学。这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群山》这本书忠于历史真实，忠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富于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地方生活气息，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曾经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文艺工作者。

王巨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著名作家）这是一部大作。一首气象万千、恢宏激越的世纪交响曲。作品文字洗练，富于激情；语言鲜活，意趣盎然；对事件的记述把握得体，分寸感强；对人物的描摹细致入微，形神俱备，西北特别是陕北方言土语的老到运用，民情习俗的熟练铺陈，自然风光的大笔渲染，都有效地突现了地域特色，增强了真实感和吸引力；其中不少精彩的篇章令人灵犀相通，击节赞叹。

刘白羽（中国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看到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了，非常高兴。这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恰恰又是在贯彻“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出版，是一件喜人的事，必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我还要向作者、出版者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这一卓越贡献。

何建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是作家忽培元30年间深入采访和潜心创作的文学成果。读这部作品，感到作者是三种身份，一种是秘书，一种是作家，一种是赤子。通篇贯彻着他对传主及那一代的老革命家对人民大众和对故乡延安乃至我们国家的深厚情感与执著精神，十分令人感动。无论从文本的创新来看，还是文学品质而言，包括作家的创作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探讨和研究的。该书以德高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家马文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为贯穿主线，以形象生动的文学语汇讲述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故事。同时塑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等革命前辈以及各个层面和各个时期风云人物的群体形象。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和平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年代的开拓进取、矛盾问题与迷惘彷徨，都有真切感人的呈现。

阎晶明（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读培元同志的《群山》，也是有我进延安时的感觉，是一种崇拜。崇拜，不是对培元同志，是对通过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西北共产党人的崇拜，是对进行的那一场改天换地、改变中国历史的那样神圣的革命的崇拜。读《群山》，使我对这块土地的了解，那场革命的发生到结束，总体上得到一个全过程的清晰的概念和轮廓。读《群山》，尽管是觉得朴实无华，由朴实无华而给人产生的那种不能摆脱的、巨大的真实感、真切感，给人心灵上造成的印象，不能不从昨天发生的事情对照今天发生的某些让人痛心的现实去想问题。

阎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报》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培元兄并《群山》研讨会：培元兄的《群山》，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通过撰写陕北老区创始人之一马文瑞的革命历程，从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反映了陕北革命史的艰难而辉煌的进程，而且还在于作者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与情感，作品超出了一般传记作品而具有较深的人生意蕴和较高的文学品位。我一向认为，陕北这块最贫穷又最富有的革命根据地作为文学富矿的价值，很值得人们去进一步地认识和深入地发掘。忽培元的《群山》的问世，正是这个重点工程的一个可贵又可喜的开端。

白烨（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从写作《群山》开始，我就一直都很关注忽培元的写作，所以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分独特的。

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义正如它的书名《群山》一样，山峦叠嶂，巍巍深远，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群山》从20年代马老14岁入团参加革命写起，一直写到40年代末全国解放为止。写了马老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岁月、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真实地、历史地、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自觉贡献和不朽功勋。

叶梅（著名作家，曾任茅奖、鲁奖评委，现任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文学作品必须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记录的，又是记忆的。我看了“三部曲”以后，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有思想高度的、有情感深度的、有鲜明价值的，是一个引领公共精神的宏大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作家正直的思想品格。《苍生三部曲》给我们这样一个启迪，就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中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从杂乱现象中能够有选择有价值的识别能力，通过选择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给予正确的行动。

李一鸣（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这部传记是大体量的、高质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历史是民族的脚步、国家的记忆、人类处境的见证。文学，特别传记文学，是记忆的产品，是历史的复活与再现。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历史中去描写的，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是叠合的，历史是背景、是事件、是进程也是内容，在这里他着重描绘了一个人、一类人、一群人，他们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点是描写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种历史观的呈现。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觉在他的作品中对社会历史是全面的认知，对历史现象是辩证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是发展的认识，对历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确处理了表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具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三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体现。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这三张照片我想到了岁月流失、长河奔流，写作确实是定力的较量、体力的跋涉、智力的远行。150万字，30年的写作，没有对道路和文学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们尊重。

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这部近40万字长篇著作的写作经验，以及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生活经验的忽培元同志，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越一大步，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峰，尽管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细磨细琢，《群山》的续篇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耳目一新，熠熠生辉，引人入胜！我期待着她的早日问世！

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的书， 它的出版就能够让我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样的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薰陶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

何向阳（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这是一部大书，大不是指体积、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数的庞大和宏大，是指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

郑伯农（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将近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的。

李炳银（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这是一本很丰富的书，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了解了马文瑞先生丰盈的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都有了解，对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也有很多的了解。马文瑞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这个作品提到很多细节，很让人感动，忽培元的文笔叙述也很生动。

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总编、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从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陕北的风光，陕北的地貌，就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诞生马文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的作品。我以为，这是陕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传统和陕北特有的群众基础所决定的。我是第一次到陕北来，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原。这里的雄浑、苍莽、粗犷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由此我也明白了陕北的“信天游”等民歌，何以是那样一种风格、那样一种曲调。从地理的意义上说，正是陕北大地的这种磅礴大气，造就了陕人独特的气质，造就了陕北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或根。像马文瑞同志这样的革命者，在当年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是热忱接待、舍命保护，从来不问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样的人物出在陕北，也是陕北人的光荣。然而，这样光荣的人物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片光荣的土地、这种光荣的传统和这些光荣的人民孕育、培养的。

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以马文瑞在西北的革命生涯为中心，还描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革命领袖，有基层的干部和战士，还有甚至记不得姓名的老百姓，虽然都着墨不多，但几笔勾勒，几笔点染，便栩栩如生。特别是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描写，是其他书籍少有写到的，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就是那些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革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震等，由于是写马文瑞与他们的直接交往，写马文瑞对他们的观察、感受和印象，因而便具真实性和亲切感。作品对人民群众的描写，同样是亲切感人的。

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群山》贯穿的气势来自构思和结构，便有了一种宏阔。虽然是为马老作传，培元却取了由一个人反映一场革命，由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的总构思。他为这种宏阔的构思寻找到一种宏阔的结构，这便是将主要人物放在陕北革命的格局中展开，又将陕北革命放在中国革命的格局中展开。全书以马文端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在他革命生涯的自然展开中，引出一个个人物，编织成人物关系的网络，构成全书的骨架，再穿插陕北和全国革命的宏观场景和陕北的历史地理人文景观，作品便有了一个幅员宽大的空间。

高建群（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著名作家）：我面对一部近50万字的洋洋大作。作品有一条经线，以马文瑞同志的早期革命实践为经，又有许多的纬线，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早期活动以及延安岁月为纬。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在我的眼前展开。因为题材的重要，因为执笔者对资料的占有，以及深厚的文学功力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使这部书成为厚重之作，成为党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

王蓬（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汉中市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我已读完《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内心有种冲动，这是这本厚重的大书给予的，因为它确如延绵无垠、厚重苍茫的群山，给人的感受是多方面的，对人心灵的叩击也是沉重的。陕北这片土地影响也改变了中国行进的历史。

厚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文联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首先这是一部作者燃烧自己生命激情，而且全身心地仰望革命，有着人生担当的作品。其次，这部文学传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功力和文学追求，做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编年体的密实性特点，与此同时，又具有文学的生动性与丰富性，这部传记既真实也好读。第三，这部大体量的作品，立足高远，气势磅礴，传达出作者英雄主义的情怀。这部传记与一般传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能力强，统筹兼顾能力强。

李星（陕西省作家协会《小说评论》主编、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确实是一座庄重的传记文学大厦。这不只是因为你的传主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者和创立者，是人民共和国的柱石之一，具有非凡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品质，重要的是因为你在这部著作中所追求、所实践、所实现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如黄土高原一样的朴实与坦荡，如陕北的群山一样的苍茫和博大，如黄河一样激情澎湃、奔腾跳跃。

师银笙（延安市委原宣传部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读到了《群山》，仿佛找寻到一股“真实”的清泉，让人如旱甘霖，让人荡气回肠，让人淋漓尽致。这确实是一部不同凡响、不同流俗、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优秀作品，它是陕北革命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动人的一章。

包永新（文艺评论家、延安大学教授）：《群山》一书的写作难度确实很大：首先，本书选择的主人公马文瑞同志只是西北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比他名声更大、地位更高的领导人还大有人在。因此，要通过马文瑞同志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立体式地、全景式地来反映西北革命的整个过程，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二，马文瑞同志作为《群山》的主人公，既缺乏叱咤风云的传奇经历，又缺乏棱角分明的性格特点，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深沉持重、不苟言笑、性格内向有长者风范、学者风范的人。这样的人物怎么把握?怎么刻画?怎么才能使之栩栩如生，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怎么才能使他能具人格魅力，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感染力?显然，没有相当深厚的功力，是很难达到的。其三，陕北的革命运动、西北的革命运动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怎么掌握?要写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一问题就无法回避，掌握不好，不是把它写得不好，就是把它写过了头。而任何过与不足，都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其四，由于马文瑞同志只是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西北革命斗争中有些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运动（如渭华暴动），他并没有亲自参加，而作品要通过马文瑞同志革命经历的描述，全面地、完整地展现西北革命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全过程，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没有在这些困难面前畏缩不前，而是知难而进，逐步化解，终于使作品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群山》在历史把握的准确、知识含量的丰富、人物刻画的细致、思想境界的高深、叙述功力的老到上，都在传记文学中占有着独特的地位，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